2022年05月26日
國家政策的全面規(guī)劃和指導作用 2020年末，我受邀參加了青島大學召開的外語教育改革線上會議。我發(fā)言的第一點不是討論外語教育改革的具體問題，而是要求主辦方首先肯定國家有權了解和制定外語教育政策，指導我國中小學和高校的外語教育(胡壯麟，2021)。我之所以提出這個要求，因為我曾接觸到一些外語教師，他們認為中國的教育應當走西方教育的道路，獨立自主，政府無權干預。這個片面認識不解決，我們在會上發(fā)表任何觀點都會被認為是“不務正業(yè)”。 事實上，早在解放前，當時的上海市政府便規(guī)定上海的各個小學從三年級開始學習英語。 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政府便在全國準備教育改革。1952年在全國實行高校院系調整。我所在的清華大學改成工科大學，于是清華“外文系”下屬的俄語組、英語組和法語組，分別合并到新北大的“俄語系”和“西語系”。這樣，我原為清華大學外文系“英語組”的學生，那時又成為北京大學西語系“英語語言文學專業(yè)”的學生。這完全是國家政策起到?jīng)Q策和引領作用。 再進一步看，人們過去熟悉的“外文系”改成“外語系”,這是因為解放前強調“文學”教學，改革后的“外語語言文學專業(yè)”強調“語言”教學，因而“語言”放在“文學”之前。我們也可以注意到自1987年起的改革開放，教育部當時并沒有放棄“外語語言文學專業(yè)”這個概念。 在此我要強調一下，不僅是奉行社會主義的中國政府，資本主義的西方大國政府也有自己的教育戰(zhàn)略和政策。就美國的語言規(guī)劃和語言政策而言，筆者曾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寫過“美國的語言問題和語言政策”(1993)和“美國的雙語教育”(1994)二文。2018年，又寫過“美國新世紀的語言規(guī)劃和語言政策”一文。在該文中我曾提到自上世紀九十年代至本世紀，美國的語言規(guī)劃和語言政策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美國共和黨在國會中多次提出在憲法中明確規(guī)定以英語為美國國家語言或官方語言，如“英語賦權法”“英語統(tǒng)一法”,只是這些提案均未獲通過。為了提高僅具備有限英語口語能力學生的英語水平，美國國會和政府先后將“雙語教育法”改為“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每個學生都成功法”,美國教育部則推出“英語習得、英語提高和學術成就法”。據(jù)報道，奉行這些政策后，美國學生英語水平確實有所提高。美國憲法也容許各州政府擁有自己的語言政策和官方語言，自1990年以來新增15個州和地區(qū)把英語作為唯一官方語言，連前共計29個州和地區(qū)。 美國的漢語教育情況主要由美國教育委員會和美國外語教育委員會掌握。根據(jù)美國教育委員會2017年7月1日的調查報告，漢語作為外語日益受到重視。漢語在中小學的語言教學中已是第四大外語，使用人數(shù)還在繼續(xù)增加。美國外語教育委員會則報道，美國有4000所中小學開設不同類型的中文課，如選修課、高級預備課程、小學中的雙語教學等，由各學校自行決定，主要教授簡體漢字和標準普通話。此外，全國有500所民辦中文學校，學生20000多名。規(guī)模最大的是1995年開設的華夏中文學校。至2016年底，美國已有110所孔子學院，在世界各國位居第一。 02 專業(yè)方向1:文學、語言、翻譯 應該承認，我國解放前高校的外語院系以開設各種文學課程為主。即使學生沒有從事文學教學、研究或翻譯的意愿，也得通過學習文學課程來提高外語水平，即通過“走文學道路”學習外語。我本人中學時的志愿是長大后成為像肖乾那樣的著名記者，但我考取上海復旦大學和上海圣約翰大學的新聞系后，一位鄰居建議我先學好英語，才能成為奔跑國內外的名記者，于是最后選擇了清華大學的外文系學英語。 我要進一步指出的是學外語小說不是學習外語的唯一道路。解放前我所念的上海市私立圣方濟中學是所天主教學校，所采用的英語教材不是英美小說，而是美國記者Washinton Irving所編輯整理的散文集The Sketch Book(《見聞札記》)。甚至1953年毛主席提出“三好”后，為了實現(xiàn)“學習好”,我首先想到的是復習中學時期那本教材The Sketch Book。兩年前，我為黃必康教授《英語散文史略》積極作序，表達了我對他從事散文研究的贊許(黃必康，2020)。 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首次提出“外語語言文學專業(yè)”這個完整概念，雖然保留“文學”二字，從排位上“語言”放在“文學”之前。其次，作為教學單位“外語語言文學系”簡稱“外語系”,不再是“外文系”。不難看出，國家對外語教學的目標，更為重視“語言”。 1953年末，我有機會了解到北大有些文學教師向教育部提過意見，如何發(fā)揮北大的“文學”優(yōu)勢。教育部研究后同意1954年進校的新生有一部分可以“文學”作為重點培養(yǎng)。我認為，這是外語專業(yè)學生分為“文學”和“語言”兩個方向培養(yǎng)的最早起因。改革開放繼承了這個傳統(tǒng)。 在本節(jié)標題中，我提到“翻譯”,因為“翻譯”二字很早便時斷時續(xù)地出現(xiàn)在我的學習和工作生活中。早在1950年我考入清華大學外文系英文組后，系主任吳達元先生向我們新生談話時，明確告知我們，由于國家對外語，特別是“翻譯”人才的迫切需求，我們這批新生是按“翻譯”方向培養(yǎng)的，因此清華外文系將不給我們開設過多的文學課程。事實的確如此。1952年秋，我作為清華大學外文系本科生便被借調至中國保衛(wèi)世界和平委員會，參加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次大型國際會議“亞洲及太平洋區(qū)域和平會議”,擔任代表人數(shù)達60多人的印度代表團翻譯。畢業(yè)后，我先后在總參二部和中國農業(yè)科學院擔任過“翻譯”的職務。當時有一點我不太理解，不論是1952年院系調整，還是1970年代末的改革開放，教育部都只提“外語語言文學專業(yè)”,不提“翻譯”。后來從非正規(guī)渠道獲悉，我國外語界的一些資深教授認為“翻譯”只是實踐，沒有理論，不能成為專業(yè)方向(胡壯麟，2020)。 退休后，我在本世紀初了解到教育部已確認“翻譯”的專業(yè)地位。我注意到，許多高校不僅設置了“翻譯專業(yè)”,還成立了“翻譯學院”。我也注意到，翻譯研究具有很高的學術性和理論性。許多期刊均設有翻譯研究專欄；專門的翻譯研究期刊有“中國翻譯”“上海科技翻譯”“翻譯季刊”“編譯論叢”“上海翻譯”“語言與翻譯”“東方翻譯”“翻譯界”“外語與翻譯”“譯苑新譚”等。這說明翻譯不僅是一門外語專業(yè)的教學課程，而且有值得重視的“翻譯學”。這完全得益于教育部的英明之舉。 我們國家最近制定了若干涉及“翻譯”的新政策，如科學研究中強調“本土化和國際化”,既要將引進的國外先進成果能適合中國本土情況發(fā)揮作用，也要將中國本土的先進成果向國外報道，獲得國際上的公認。不難看出，“國際化”離不開不同語言的交流和相應的“翻譯”。就我熟悉的語言學理論而言，我們熟悉國外學者的結構語言學、生成語言學、功能語言學、認知語言學等理論，并將這些理論“本土化”,但國外很少談到中國語言學家的成果。不久前，我寫過論文談及我的導師韓禮德的系統(tǒng)功能語言學理論有不少源自中國語言學家王力、羅常培、高名凱等的觀點(胡壯麟，2018)。有的學者不表贊同，其原因在于很少有人將中國學者的科研成果翻譯成外語，在國外發(fā)表，因此國外學者不了解中國學者的成果。其次，有些問題要深入分析。韓禮德在論文中為什么不引用中國學者的成果?他有他的苦楚，一是他要多引用他的英國導師Firth的論著，二是50年代西方國家對新中國的仇視和歧視。我很高興，為了支持“國際化”的政策，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辦公室這幾年啟動了“中華學術外譯項目”資助的政策。中國人民大學楊敏教授翻譯我《韓禮德學術思想的中國淵源和回歸》一書已經(jīng)立項。 我的再一個看法是，有必要分清外語教育和母語教育的區(qū)別。上述問題之所以難以統(tǒng)一認識，在于有的外語教師過分強調走英美大學的道路，要求把中國大學的英語系按英美國家大學的英文系的課程設置處理。事實上，國外許多外語教師的認識比我們清楚。我曾經(jīng)與美國圣巴巴拉加州大學的一位教授討論。他認為美國大學一般設立“英文系”,因為英語是他們的母語，但漢語是外語，因此成立“漢語中心”。他們開設漢語課程的目的，是為國家和社會培養(yǎng)政治、文化、經(jīng)濟、貿易、旅游等方面懂漢語的人才?？梢娢覀儑业摹坝⒄Z系”既不能辦成與國外一樣的“英文系”,因為英語在我們國家是“外語”,也不能辦成和我們國家一樣的“中文系”,因為英語不是我們國家的“母語”。 03 專業(yè)方向2:文化和國別研究 1993年初，教育部外語處處長來北大，召集東語系、西語系、俄語系和英語系的系主任座談，介紹“文化”的概念和作用比“文學”更為廣泛深入，因而動員我們將傳統(tǒng)的“外語語言文學專業(yè)”改為“外語語言文化專業(yè)”,管理單位由“外語語言文學系”改為“外語語言文化系”。遺憾的是，我們當時的認識遠遠跟不上教育部的領導，因而討論的結果是，西語系和俄語系不表同意；我作為英語系主任，害怕引起英語系的文學教師的不滿，說了一句態(tài)度極不明朗的話：“最好不要更改系名，但我們會服從教育部的最后決定?！绷钊藲J佩的是東語系主任葉易良在會上明確贊同教育部的倡議，并在會議后與季羨林、陳嘉厚等進一步商量，最后把“東方語言文學系”改名為“東方語言文化系”。若干年后，聽說又改成“東方學系”。 教育部處長來北大后沒有多久，聽說北京外國語大學和上海外國語大學雖然沒有更改校名，但學校的英文名稱分別改為“Foreign Studies”和“International Studies”?！氨本┱Z言大學”則一度改為“北京語言文化大學”。這些都說明我國的高校積極支持教育部的重大決策，也說明國家在制定全國政策時沒有要求各校強制執(zhí)行，讓各校根據(jù)不同情況進行改革。這體現(xiàn)了“教育自主”的精神。 至于國別研究，我感受最深的是1996年我退休后，在北大外事處工作的領導郝平同志曾先后讓英語系金衡山、劉樹森、張華、馬乃強、劉紅中等成立“北京大學澳大利亞研究中心”,組織英語教師從事澳大利亞研究。盡管我已退休，仍動員我老有所為，掛名為中心主任，并為今后召開的一些研究會提供論文。應該說，學校和英語系領導的考慮和決定是正確的，找對了人，因為我在清華本科生期間便參加過“亞洲及太平洋區(qū)域和平會議”,具體負責接待印度代表團的工作；在總參二部整理提交過美國在太平洋地區(qū)進行氫彈試驗的活動報告，也在《解放軍報》發(fā)表過美蘇軍事力量對比研究的文章，后由《光明日報》轉載(胡壯麟，1958);在中國農業(yè)科學院情報室工作期間，正值國內糧食減產的困難時期，我對美國和印度等國的糧食生產情況和經(jīng)驗進行了研究分析，并親自去中聯(lián)部做了匯報。很高興，我沒有辜負各級領導的期望，能積極完成下交的各項任務，如1998年10月23—29日在北京大學召開“第六屆中國澳大利亞研究國際研討會”,我一人遞交了兩篇論文，“The west review: From the discussion paper to the final paper”和“East Asia crisis and Australia”,并在會后主編了《中澳合作的廣闊前景》論文集(2000)。多年后，澳研中心負責人劉樹森和劉紅中又幫我出版了在各個會議上宣讀的論文，共15篇，書名《跨越太平洋：胡壯麟澳大利亞研究論文集》(2016)。 我還要匯報一下，單北大外語專業(yè)的學生畢業(yè)后就有不少從事與“國別研究”有關的工作，并做出成績，如1971級的田小剛曾派駐英國任公使銜教育參贊，1975級的劉振民曾任外交部條法司司長，現(xiàn)任聯(lián)合國副秘書長；1983級的本科生于紅先后任駐尼泊爾大使和文萊大使。這些都說明外語專業(yè)培養(yǎng)的學生能從事多種跨學科跨專業(yè)的工作。 04 外語院系的設置和語種 我國高校外語院系如何設置?應該講授何種外語?多少種外語?這決定于政治、科技、經(jīng)濟、社會等多種因素。最了解情況，且最有決定權的顯然是政府部門和學校領導。 1950年清華外文系錄取的新生，俄語組28人，英語組11人，法語組不到10人。這歸因于解放后的中蘇關系，俄語受到年輕人的重視。學生的政治背景也大為不同，俄語組有一名預備黨員和多個青年團員。在此背景下，班會和團支部都由俄語組同學擔任，學英語和法語的都是群眾。 1952年高校院系調整是教育部領導的。清華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的外文系都合并到新北京大學的3個外語系。我發(fā)現(xiàn)，俄語學生數(shù)量最多，獨立成“俄語系”;英語、德語、法語合成“西語系”下的3個專業(yè)；另有一個系就是原北京大學的“東語系”?？梢?，俄語之所以獨立成系是由當時的政治經(jīng)濟因素和學生數(shù)決定的。 1950年代末，中蘇關系惡化，我國政府的外語政策有所調整，但沒有公開，如北京外國語學院讓部分俄語專業(yè)學生改學英語。 1970年代末開始改革開放，高?；謴透呖?，之后開始招收英語專業(yè)碩士生和博士生。從當時的一些措施看，英語已替代俄語成為第一外語。教育部制訂“請進來，派出去”的政策，首先在英語專業(yè)推行，一方面教育部與英國文化委員會談妥，由英方派遣專家，如Geoffrey Leech教授和Nuttal女士來華，先后在北京、南京、上海、廣州四地舉辦講習班，培訓中青年英語教師；另一方面，教育部通過全國統(tǒng)考，派遣中青年英語教師去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英語國家進修。中美復交后，美國成為接受進修人數(shù)最多的國家。隨著政策的開放，有的教師自己與國外高校聯(lián)系進修，有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通過托?？荚嚭蟪鰢鴮W習。所有這些，再次促成英語替代俄語，成為我國第一外語。我國中小學也相應地以英語教學為主。 不過，國家政策隨著時代和情況的變化，特別是自從習主席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一帶一路”倡議后，我們不僅要與西方大國保持聯(lián)系，也要和其他國家建立良好關系，特別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這樣英語以外的外語，傳統(tǒng)上稱作“小語種”,開始受到重視。教育部提出的“新文科，大外語”最能體現(xiàn)國家外語政策的調整。 以北京大學外語院系的建設和發(fā)展為例。1999年北京大學正式成立“外國語學院”,下設“英語語言文學系”“西方語言文學系”“俄語語言文學系”和“東方學系”。隨著國家和社會的需要，在新世紀又作了多次調整。到目前為止，除“英語語言文學系”和“俄語語言文學系”保持不變外，“西方語言文學系”已分成“法語語言文學系”“德語語言文學系”“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語言文學系”;原來的“東方學系”已分成“阿拉伯語言文化系”“日本語言文化系”“南亞學系”“東南亞語言文化系”“西亞語言文化系”“朝鮮(韓國)語言文化系”“亞非語言文化系”。可以肯定，這些變化或發(fā)展是在國家戰(zhàn)略和政策改革調整的背景下出現(xiàn)的。但我們也可看到，北大成立不同系和對各系的命名是相當“自主”的。 在本節(jié)中，我最后就課程設置中的“第二外語”發(fā)表一些看法。我國高校要求外語專業(yè)的學生必須學習第二外語，這無可厚非。但我注意到，英語專業(yè)學生掌握第二外語的水平，一般沒有非英語專業(yè)學生的第二外語學得好，因為后者的第二外語就是英語。他們往往在日后的工作中有更多機會使用國際通用語——英語，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他們在中小學已經(jīng)學過十年英語。為此，教育部和院校領導能否考慮給英語專業(yè)學生適當增加第二外語的學時。 05 跨專業(yè)和跨學科 就“新文科，大外語”而言，上一節(jié)的討論偏向于“大外語”。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新文科”要求培養(yǎng)外語專業(yè)學生的跨學科、跨專業(yè)知識和能力，以便畢業(yè)后能從事其他專業(yè)的工作。這是外語教師較為苦惱的問題。誰都明白，當初年輕人之所以報考外語專業(yè)，一是出于對外語的喜好，二是對其他科目或是不感興趣，或是成績較差。 從學校層面，情況不一。給外語專業(yè)學生開設非外語專業(yè)課程，這個安排在綜合大學好解決，因為綜合大學的文理科的設置比較健全。外國語大學就比較困難了，這類學校缺乏理工科的師資。盡管我們倡導不同學校聯(lián)合辦學，但效果不太理想。據(jù)說，北京外國語大學曾和清華大學聯(lián)合辦學，發(fā)生了雙方對培養(yǎng)目標和課程設置意見不太統(tǒng)一的情況；南京大學的英語專業(yè)曾培養(yǎng)過雙學位的學生，不料學生畢業(yè)時要求畢業(yè)證書上只寫英語專業(yè)，這便于他們畢業(yè)后更容易找工作。 這里，不妨仍采用“教育自主”的原則，即政府可以制訂各項政策，最后由各個學校根據(jù)各自的條件執(zhí)行或選用，不必千篇一律。各校主管外語教育的領導可以研究一些知識性的跨學科課程，供學生選學，但在學時上，即對必修課和選修課的學時要有控制，首先要保證第一外語專業(yè)的教學。 其次，外語教師應具有“語言智能”和“多元化智能”的認識，即在掌握學習外語的有關智能的基礎上，也關注其他智能的學習和培養(yǎng)(胡壯麟，2007)。這就是說，多元智能不僅有助于外語學習，也有助于幫助學生學習和掌握其他專業(yè)知識。例如，邏輯智能可以幫助外語專業(yè)的學生學好“語法”,也有利于掌握其他專業(yè)的知識體系，特別是計算語言學，或與理工科有關的工作；空間智能可以幫助學生在不同語境中應用外語，也可以在進行其他工作時，提高應用能力。 再次，有關學校和院系領導應善于調查情況，總結各方面的正負經(jīng)驗，如北京大學教務部早在改革開放初期，解散英語專業(yè)的公共英語教研室，把公共英語教師三三兩兩分配到全校各個院系，讓他們編寫結合這些專業(yè)的英語教材并進行教學。這個設想有一定可取之處，但對不懂這些專業(yè)的英語教師難度很大。1983年英語系從西語系下獨立成系時，這些公共英語教師又被全部撤回新成立的英語系，其原因不詳。前幾年，清華大學也讓公共英語教師脫離外文系，成為獨立單位。我不清楚，他們是否向北京大學了解情況，交流經(jīng)驗。 有關單位的領導也可以主動向有關專家請教跨學科跨專業(yè)的教學經(jīng)驗。據(jù)我所知，國內外著名計算語言學家馮志偉先生在北大原來是學漢語的，現(xiàn)在成了編制計算機翻譯程序的專家。他的成長過程值得我們學習。 06 國際化漢語 盡管本文討論的是國家外語政策，“國際化漢語”或“對外漢語”也應受到我們關注。一方面我國高校已陸續(xù)招收國外留學生，首先要解決漢語教學的問題，對這些外國學生來說，漢語成了外語。另一方面，我們與許多國家合作建立“孔子學院”,雖然主旨是教授漢語和中國文化，實際工作中離不開我國高校外語工作者的參與。 我在“改革永遠沒有句號”一文中，曾就教學方法發(fā)表過意見。中國傳統(tǒng)的語文教學強調“背誦”,即“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詠”。為了更好地培養(yǎng)國外學生，也應學習和掌握一些國外的教學方法，如交際教學法、功能教學法、認知教學法、語篇教學法等。其次，在介紹或教授中華文化時，應實事求是，不要給人以夸大宣傳之感，同時也應熟悉尊重有關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和習俗。只有這樣，才能讓國外人士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 不久前，聯(lián)合國下文推薦漢語為全球通用語之一，這一重大決策更應引起我們重視。 結合“國際化漢語”,順便談談社會上不時提出的保持漢語“純潔”的爭論。這牽涉到漢字準備走多遠的戰(zhàn)略思想，具體說，如何實現(xiàn)“漢語國際化”。我們知道世界上三大語言為漢語、英語和西班牙語。英語國家有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但人口總數(shù)沒有超過中國講漢語的14億人口和分布在世界各國6000萬講漢語的人口。由于許多國家把英語作為第二語言，懂英語人口總數(shù)又超過了講漢語人口總數(shù)，因此英語成為“國際通用語”(international language)或“全球通用語”(global language)是最佳選擇。有專家研究，英語之所以受到歡迎，在于它不強調“純潔”,能從其他國家的語言吸收詞匯(Dorren, 2014)。限于篇幅，我只舉以下例子： 源語 → 英語 德語 noodle(面條)、seminar(研討會)、blitz(閃電戰(zhàn))、quartz(石英)、queer(奇怪的)等 法語 air(空氣)、place(地方)、hostel(招待所)、very(非常)、castle(城堡)、author(授權)、glamour(魅力)等 意大利語 spaghetti(意大利面)、libretto(劇本)、portico(柱廊)、bank(銀行)、manage(管理)等 “漢語純潔論”者未注意到，漢語的發(fā)展也反映了中華民族與不同文化、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交流和融合過程。秦始皇統(tǒng)一漢字的功績應該肯定，但統(tǒng)一后的漢語在和不同民族語言和方言接觸中，還是有變化的。根據(jù)劉正埮等(2015)編輯的《漢語外來語詞典》,現(xiàn)代漢語中的“干部、指導、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人權、哲學、金庫、美學、背景、環(huán)境、醫(yī)學、藝術、入場券、下水道”等均從日語引進，達1000多詞。其實，滿清后期中國也派遣不少人士出國，但他們在引入西方詞語時的翻譯理念強調“譯音”,如“沙發(fā)、德律風、巧克力”等，而日本強調“譯意”,他們發(fā)現(xiàn)選用日語中的“漢字”更能達到這個目的。 07 結束語 我在本文中討論國家外語教育政策，涉及不同國家、不同政府部門、不同學校、不同時期、不同視角?？偟膩碚f，表達了如下觀點：首先，我國的外語教育需要國家政策的指導，原因很簡單，政府領導站得高、看得遠，能及時組織人員總結經(jīng)驗、采取措施。其次，各個省市、各個高校在國家政策指導下的“教育自主”應該肯定，這決定于教學的不同背景和條件。這要求上下互相溝通、互相支持。為了實現(xiàn)“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一帶一路”倡議，我們的外語教育政策應當了解不同國家、不同地區(qū)、不同民族的外語教育政策和經(jīng)驗，應當虛心學習。任何完美的戰(zhàn)略和政策畢竟是在充分思考和討論，并在實踐檢驗中獲得成功的；第三，貫徹政府政策并非全盤否定“教育自主”,政府部門需要更了解基層的具體情況。從基層單位和外語教師來說，應主動向領導反映實際情況，協(xié)商解決問題。最后，需要分清黨和政府的政策與個別領導言行的關系。在出現(xiàn)矛盾時，應以正式文本為據(j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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