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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語法化、語用學等研究的展開，20世紀80年代，歷史語言學研究進入復(fù)興階段。1985年，Stein提出“歷史語用學”（historical pragmatics）概念并倡導對該領(lǐng)域進行研究。人們意識到，僅用現(xiàn)當代的語料進行語用研究和語用分析遠遠不夠，便將研究目光投向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以期通過參照對比多種類型的歷史文獻來盡可能地還原語言使用的歷史面貌，深化語用模式和語用規(guī)律研究。

自20世紀90年代起，歷史語用學歷經(jīng)數(shù)十年發(fā)展，成為了語用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領(lǐng)域。1994年，Jucker發(fā)文初步探討了歷史語用學的基本框架問題。1995年，Jacob和Jucker主編的《歷史語用學》（Historical Pragmatics）論文集出版，闡述了歷史語用學的概念，并奠定其分支學科的地位。2000年，《歷史語用學雜志》（Journal of Historical Pragmatics，以下簡稱JHP）正式發(fā)行，標志著歷史語用學趨于成熟。

歷史語用學研究范圍在不斷豐富和演進中。Jucker（1995）在《歷史語用學》一書中指出歷史語用學包括兩大分支：語用語文學（pragmaphilology）和歷時語用學（diachronic pragmatics）。語用語文學探討社會文化語境下歷史文本的語用維度，是研究特定歷史時期語用語言現(xiàn)象的一種宏觀途徑；歷時語用學關(guān)注同一語言在不同歷史階段的語言結(jié)構(gòu)及交際功能之相互作用（Huang2012）。有學者提出其他的分支與概念，2011年，Archer和Culpeper提出該領(lǐng)域的第三條分支——社交語文學（sociophilology）；2012年，Huang提出在歷時語用學和語用語文學之間尚存在“歷時語用語文學”（diachronic pragmaphilology）概念。

歷史語用學在國外學界得到迅猛發(fā)展，王雪玉、陳新仁（2013）結(jié)合國外歷史語用學研究現(xiàn)狀，將其研究內(nèi)容分為三個部分：第一，對歷史語用學研究方法之探討，以書面語料的適用性和語料庫的建構(gòu)與應(yīng)用為主要研究議題，如Taavitsainen（1995）、Sell（1999）、Jucker（2006）、Taavitsainen&Jucker（2010）等。第二，對微觀語言發(fā)展和變化之研究，主要涉及言語行為、語用標記語和特定構(gòu)式的歷史使用、歷時演變及演變動因等傳統(tǒng)議題，主要研究者有Arnovick（1999）、Traugott（1999）、Rudanko（2004）、Hansen（2005）、Visconti（2005）、Nagy（2010）、King（2010）等。第三、對宏觀面子、身份和社交關(guān)系以及社交語境重構(gòu)之研究，以歷史文本中的面子、身份和社交關(guān)系建構(gòu)等為主，主要研究者包括Doty（2007）、Culpeper（2011）、Wood（2011）等。

在此基礎(chǔ)上，筆者對近五年（2015—2020年）JHP刊登的研究論文（書評除外）進行歸納分析，發(fā)現(xiàn)近期國外歷史語用學研究在議題、語料、理論等方面呈現(xiàn)以下動態(tài)：

其一，利用交換行動結(jié)構(gòu)（exchange-andaction-structure）探究邊緣語/外圍詞（peripheries）的發(fā)展歷程。Traugott（2016）指出目前有關(guān)英語小句結(jié)尾語用標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左邊緣（left peripheral）”上，并考察語用標記語在小句結(jié)尾“右邊緣（right peripheral）”位置的興起與發(fā)展情況。Beeching（2016）通過對“Alors”“donc”“then”在右邊緣位置發(fā)展歷程的探究，明確了“then”在英語中的最終定位可能是通過與法語中的“donques”類比后的語用延伸形成的。此外，Chor、Yap and Wong（2016）、Ghezzi and Molinelli（2016）、Higashiizumi（2016）等學者都對邊緣語進行了分析。

其二，持續(xù)深入研究各種言語行為。Kurzon（2016）認為沉默（silence）是一種言語行為，通過托馬斯·莫爾的三次沉默經(jīng)歷來重點分析主題沉默。Williams（2017）重新考慮了諷刺言語行為的表現(xiàn)與功能。沈星辰、陳新仁（2019）通過中古文獻《貞觀政要》中的402例“進諫”事件，研究“諫（jian）”所代表的“威脅權(quán)力行為”，考察該類事件的社會語用屬性并分析其程序結(jié)構(gòu)類型，蘇杭（2020）對美國英語歷史中道歉言語行為個案進行了歷時研究。

其三，研究不同語言中的話語標記的表現(xiàn)、功能及演變。Danckaert（2015）認為拉丁語“quidem”不是強調(diào)肯定極性的標記，也不是表中立的標記，而是表示“預(yù)設(shè)的”極性標記（polarity marker）。Davidse、Wolf and linden（2015）重構(gòu)了“（there/it is/I have）no doubt”的情態(tài)和語篇標記語用法的發(fā)展歷程。此外，Rodríguez（2016）、Lutzky（2019）、Rhee（2020）、Viola（2020）也都對不同的話語標記提出了自身的見解。

其四，從宏觀層面介紹歷史語用學的發(fā)展情況。Taavitsainen and Jucker（2015）介紹了近二十年歷史語用學的起源、發(fā)展和變化。Archer（2017）概述了二十年來語境與歷史語用學的情況。W?odarczyk andTaavitsainen（2017）則分析了當前的歷史語用學研究現(xiàn)狀。W?odarczyk（2017）考察了現(xiàn)代英語晚期文學的歷史語用學發(fā)展。McLelland（2018）對語用史外語教學手冊的意義和價值作了深度挖掘。

其五，從微觀層面考察了稱謂語、禮貌、身份建構(gòu)等固有議題以及注釋與旁注這些新議題。Schiegg（2016）以在現(xiàn)有研究中被忽略的中世紀手稿的旁注部分為主要文本，考察其言語表達效果及對現(xiàn)今人們的影響，提出了旁注的類型學觀點并分析了旁注對編輯方法和分析注釋的影響。Yamaguchi（2015）以石山英彥的空間語義研究為出發(fā)點，探討了基于指示的人稱標記在日本歷史上的興起。Anglemark（2018）用ESDD語料庫考察歷史戲劇對話中的稱謂。Culpeper（2017）考察了1550-1620年意大利禮儀對英國禮貌的影響。Constantinescu（2018）略論近代早期羅馬尼亞宮廷外交中的“不禮貌”的作用。Petykó（2017）則重構(gòu)了8世紀匈牙利巫術(shù)審判記錄中“女巫”的身份。

國內(nèi)學者王欣（2002）發(fā)表相關(guān)介紹性文章后，有王雪玉、陳新仁（2013），張秀松（2017）發(fā)表綜述性文章。隨著我國學者對該領(lǐng)域的重視，研究外語歷史語用學的成果不斷出現(xiàn)，有學者對英美稱呼語和交際語進行歷時分析，如王雪玉（2007）、曲衛(wèi)國（2008）、范獻龍（2011）；有學者從歷時角度分析英語禮貌的歷時變化問題以及這些變化的含義，如鐘茜韻（2016）、曲衛(wèi)國（2017）、張歡雨（2017）；有學者分析英語言語行為的歷時演變，如趙德芳（2002）、劉翠瑩（2019）等。

我國對歷史語用學的理論研究較少，漢語歷史語用學尚未形成系統(tǒng)性的研究路徑，但諸多學者的探索與歷史語用學研究相關(guān)。本文梳理漢語語用歷史演變研究的成果，以期對構(gòu)建系統(tǒng)、科學的漢語歷史語用學體系有所裨益。

（一） 對漢語稱謂語的歷史研究

稱謂語是人們由于親屬或其他的相互關(guān)系，以及由于身份、職業(yè)等而得來的名稱，能夠鮮明地表現(xiàn)使用者和被稱謂對象的關(guān)系。許多學者對個別稱謂語或特定范圍的稱謂語進行了歷史研究。

（1）親屬稱謂的歷史研究

配偶稱謂是親屬稱謂中的一個重要研究方向，關(guān)乎社會文化變遷等問題。郭艷玲（2008）以先秦至今為時間起止點，考察中國夫妻稱謂的歷史演變，文章總結(jié)我國傳統(tǒng)社會中夫妻稱謂呈現(xiàn)明顯的夫尊妻卑、妻妾稱謂有別、等級色彩強烈的特點，而在當代社會中夫妻稱謂則體現(xiàn)夫妻平等、多種稱謂方式并存的特點。梁麗（2010）從社會語言學視角考察封建時代、新中國成立前、新中國成立后、當代社會四個不同階段配偶稱謂語的歷時演變。吉鳳娥（2006）和蔣荔（2013）也有相關(guān)成果。

郭熙（2006）在對漢語父親稱謂系列的多角度調(diào)查中發(fā)現(xiàn)“父”類稱謂是最早使用且一直延續(xù)至今的稱謂，而口語主流稱謂則經(jīng)歷了“爸—爺—爹—爸”的過程，其演變反映了中國歷史上語言接觸、民族接觸、人口移動等力量的交鋒。李小平、曹瑞芳（2012）系統(tǒng)分析漢語親屬稱謂詞“姐”在古今書面語及現(xiàn)代漢語方言中的使用情況，認為“姐”表母親義的用法源自古西北漢語方言。張美蘭（2015）考察“兄弟”稱謂的歷時演變路徑。王娟、趙蓓（2018）探討“兒子”“女兒”的歷時演變及其在現(xiàn)代漢語主要方言稱謂中的地理分布情況。騰興建（2020）考察商周時期“公”稱謂從親稱到尊稱的演變。研究稱謂的成果還有龐子朝（1990）、胡士云（2001）、黃國輝（2014）、姚權(quán)貴（2016）、王祖霞（2019）等。

（2）職業(yè)稱謂的歷史研究

在職業(yè)稱謂語方面，以“教師”稱謂考察為多。高翔（2007）將漢語史分為上古、中古、近代、現(xiàn)代四個時期，追溯教師語義場中“師、老師、先生、師傅、教官、教習、教員、教師”的歷時演變情況及發(fā)展動因。潘建芬（2016）通過考察近百年體育教師稱謂的歷史演變，發(fā)現(xiàn)體育教師稱謂在前期多為不敬的、地位極低的、歧視的、卑微的稱呼，這與其職業(yè)誕生和形成的歷史淵源有關(guān)。王娥、揚清（2005），田正平、章小謙（2007）亦對“教師”稱謂的歷史研究作了探討。

唐芒果、蔡仲林（2013）在對古代、近代、當代武術(shù)職業(yè)稱謂變遷的研究中，發(fā)現(xiàn)當代武術(shù)職業(yè)稱謂等級觀念淡化、古代出現(xiàn)的“俠”字消失且體育文化色彩增加。周光明、唐宇（2018）通過探究“記者”與“主筆”“訪事人”等職業(yè)稱謂之間的微妙關(guān)系，指出“記者”一詞既有本土的文化基因，也攜帶著日源外來詞的色彩。

（3）社交稱謂的歷史研究

在社交稱謂方面，對“小姐”“同志”“先生”等稱謂的歷史流變考察較多。如謝晴宇（2013）系統(tǒng)論述了稱呼語“小姐”在不同時期的指稱對象、詞義的微妙變化，并著重對改革開放后“小姐”稱謂語的隱退和復(fù)出的深層社會原因做了詳細分析。魯本芹（2008）和譚華（2016）對“小姐”稱謂亦有論述。

孫玉超、師文淑（2012）從歷時角度關(guān)注“同志”稱謂從近代到改革開放以來語義、語用的演變發(fā)展。院繼恒（2014）認為“同志”稱謂的演變折射出中國傳統(tǒng)思維及社會的影響，尤其是“同志”稱謂在20世紀90年代的異化，更顯社會對語言影響之大。同時，將目光投向“同志”稱謂的歷史研究的學者還有許慧（2012），程麗霞、寇蕓（2016）。

姜德軍、道爾吉（2004）通過探究“先生”稱謂在使用上的古今演變，指出“先生”稱謂的指稱對象從有德識的長者到普通人，呈現(xiàn)通用、泛化的趨勢，其使用原則從以身份差距為主的“等差”原則演變?yōu)橐杂H疏程度為主的“情感”原則。盧蓉、侯斌（2020）從“先生”稱謂的語用嬗變看出稱謂和政治有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關(guān)系。

還有學者對“師傅”“老板”“朋友”等稱謂作了歷史探討，如陳慧（2005）、李雪梅（2013）、張典（2017）、梁倩（2019）、樊瀟（2020）等。

（4）專書稱謂與方言稱謂的歷史研究

在專書研究上，學者大多集中于對古代及近代稱謂的歷史研究，藺佳影（2008）透過《元刊雜劇三十種》總結(jié)了在元雜劇中子女對父親的稱謂有父、父親、爹爹、阿馬、爺、阿公、尊君等；女子對丈夫的稱謂有女婿、兒夫、男兒、丈夫、大哥、哥哥、郎君、相公等。高曉靜（2015）通過《詩經(jīng)》《左傳》《戰(zhàn)國策》三部經(jīng)典文獻探究西周、春秋、戰(zhàn)國時期不同階層的“妻子”稱謂變化特點，從“器物”“制度”“觀念”三個層次指出社會結(jié)構(gòu)變遷是促使“妻子”稱謂嬗變的根本原因。此外，還有學者對清代白話公案小說、晚清四大譴責小說、宋人筆記等文本中的漢語稱謂進行歷史研究，如徐小婷（2009）、許秋華（2013）、王紅玉（2014）、謝燕琳（2015）、潘元秀（2019）等。

方言稱謂的歷史研究主要有白云（2016），姬慧（2016），魏耀章（2017），龔先美、周秀瓊（2017），代文倩（2019）等。

（二）對漢語言語行為的歷史研究

言語行為（speechact）是語用學研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領(lǐng)域。但從我們搜索到的研究成果來看，漢語言語行為的歷史研究較為缺乏，研究的也都是某個類別的言語行為的歷史演變，尚未成體系地研究漢語言語行為的整體演變特點和傾向。

有學者對漢語言語行為演變的歷史分期及演變規(guī)律進行了研究，李軍及其學生以魏晉南北朝至今為研究時間段，根據(jù)漢語史等劃分時間階段，從歷時角度考察道歉語、招呼語、感謝語、告別語、允諾語、拒絕語、恭維語等漢語言語行為歷時演變的規(guī)律及其特點，探討了社會權(quán)力和社會距離對各類言語行為的影響情況，成果有陳泳涵（2011）、常凱（2013）、鄒琳（2013）、湯敏如（2013）、張艷（2014）、王璽（2015）、阮運（2015）；龍婷（2015）和崔倩倩（2015）則以魏晉南北朝以前的漢語言語行為為研究對象，分別考察漢語感謝語和漢語道歉語的歷時演變規(guī)律及特點。

高增霞（2008）和李海霞（2009）的研究聚焦“謝”的使用和變化，前者關(guān)注感謝類動詞“謝”“謝謝”“感謝”“致謝”的變化過程，后者分上古、中古和近代三個時段來觀察“謝”的詞義及其作為禮貌用語的發(fā)展。張愛玲（2016）對漢語中34個致謝詞和30個致歉詞的歷史形成和相關(guān)演變進行了考察。

江燕（2019）對125個漢語辭官婉詞進行了分析研究，將漢語辭官類委婉語分為涉官職類、涉辭官者類、涉其他類的辭官委婉語，分別從個體流變和總的流變兩方面梳理其發(fā)展歷程，進一步闡釋了漢語辭官類委婉語折射出的社會制度和社會觀念。

當代的言語行為變化方面，楊婷（2019）通過對句式、構(gòu)成及主題三個方面的統(tǒng)計分析，描述了建國前后至20世紀末期初識問候語的歷時演變。

有學者專注于專書中的言語行為的歷史表現(xiàn)。喻蓮（2009）將清代三小說《紅樓夢》《官場現(xiàn)形記》《儒林外史》作為研究材料，探討招呼語、告別語、謙敬語、感謝語、致歉語、委婉語、禮貌行為語的特點和到現(xiàn)代禮貌用語的演變，反省漢語禮貌用語的缺失。郭英森、陶一菁（2016）通過分析《儒林外史》《茶館》《桑樹坪紀事》中的招呼語，認為時代變遷、文化時代風氣變化以及社會開放程度是影響我國招呼語演變的主要原因。沈星辰（2016）以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鑒》為語料來源，分析了具有古代中國社會文化特色的言語行為——“諫諍”在公元前403年到公元649年的歷史演變情況，嘗試構(gòu)建適用于諫諍話語的“權(quán)勢威脅行為”概念和“諫諍話語分析框架”。宋玉龍等（2020）以《左傳》為語料，從歷史儀式禮貌視角探討先秦時期特定儀式規(guī)程中的建議言語行為——諫政辭，發(fā)現(xiàn)“婉言曲諫”和“直言犯諫”方式雖然看似相互矛盾，但可以在同一儀式規(guī)程和框架中兼容。

（三）對漢語語用身份及社交關(guān)系建構(gòu)的歷史研究

語用身份是特定的社會身份在語言交際語境中的實際體現(xiàn)與運用，是交際者在發(fā)出或理解特定話語或語篇時選擇的結(jié)果（陳新仁，2013）。我國學者較多關(guān)注身份類型、不同身份建構(gòu)的話語模式與構(gòu)成、身份建構(gòu)中體現(xiàn)的人際策略、身份與面子和禮貌的關(guān)系等，較少有學者從歷史的角度對語用身份進行研究。

從搜索到的研究成果來看，有基于現(xiàn)代漢語語料的語用身份演變考察，陳新仁（2013）選取《揚子晚報》在1988年、1998年、2008年三個不同時期刊登的廣告為語料，對中文印刷廣告語篇中語言個人介入成分的歷時變化進行了實證考察，顯示中文廣告語篇存在明顯的個人化趨向。王雪玉（2015）基于歷史社交語用學視角下的“話語-身份-語境”觀，以上世紀80年代至今的商業(yè)廣告語篇為例，追蹤國內(nèi)報紙廣告中交際者的身份建構(gòu)及其話語策略的歷時變化情況。崔中良、王慧莉（2019）將語用身份擴展為歷時語用身份和共時語用身份，指出語用身份的兩重維度處于相互依賴和相互塑造的辯證循環(huán)之中。

也有學者對古代語用身份演變進行研究，如王怡康（2020）依托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古代漢語語料庫，從六朝隋唐、五代兩宋和元明清民國時期三個階段考察“我看”，提出“我看”的演變可以歸因于人際關(guān)系管理理論，其語用身份建構(gòu)主要與人際功能相對應(yīng)。

（四）對漢語話語標記語的歷史研究

話語標記語（discoursemarkers）是會話分析和語用學中的一個研究熱點，它們是一些在話語中起語用作用的詞語或結(jié)構(gòu)，不傳遞命題意義或語義意義，而是為話語理解提供信息標記，從整體上對話語的構(gòu)建與理解產(chǎn)生影響（冉永平，2000）。

（1）話語標記語的歷時變化研究

不少學者對話語標記自身的歷時演變作了研究，如李宗江（2014）分析近代漢語評價性語用標記“可+X”和“所+X”，對其向現(xiàn)代主觀評價語用標記“X的是”的演變原因作了探討。孫利萍（2011）認為話語標記“不好意思”最早出現(xiàn)于明代，到了明末清初可以獨立使用，“不好意思”的話語標記用法是在現(xiàn)當代產(chǎn)生的。王陽（2019）對層次性篇章標記如“第X”、“其X”、“首先/其次/再次/最后”作了歷時梳理。金艷芳（2020）對現(xiàn)代漢語評注性話語標記“X的是”的來源和演變有所論述。

此外，李宗江（2015、2016、2017、2020）對近代漢語的多類語用標記如“總結(jié)類”“意外類”“坦言類”“巧合類”“醒悟類”“推論類”“引述類”“釋因類”“換言類”“認同類”等進行了分類描寫，并討論了它們向現(xiàn)代演變的問題。

（2）話語標記語的歷時演變動因研究

研究者對話語標記演變的動因也給予了極大關(guān)注，“語法化”廣泛運用于漢語語言變化動因的分析上。語法化（grammaticalization）研究范圍為描述語言在形態(tài)、句法或篇章層面從形態(tài)到功能的變化（劉承宇、胡曼妮，2015）。大部分成果是從語法化角度對漢語話語標記變化動因的個案研究，如張宏國（2014）認為動詞“夠”和助詞“了”從松散結(jié)構(gòu)到組合使用，再到用作話語標記，經(jīng)歷了語法化過程。向明友、楊國萍（2018）從“句法-語用”界面出發(fā)，利用語用自主性規(guī)律和經(jīng)濟規(guī)律解讀了雙音連詞“但是”以及話語標記語“不是我說你”的歷時演變。其他研究成果還有“真的”（顏紅菊，2006）、“你說”（盛繼艷，2013）、“說X（白）了”（孫利萍，2014）、“說不定”（孫利萍，2017）、“說實話”“老實說”（王天佑，2019）等。

還有學者關(guān)注漢語構(gòu)式的語法化過程，榮麗華（2012）探究構(gòu)式“X不X”語法化的發(fā)展動因和形成機制，認為構(gòu)式“X不X”的對話語體特征、句末位置、確認語義是其語法化動因，認為禮貌機制、重新分析、類推原則是構(gòu)式“X不X”語法化的形成機制。洪波、董正存（2004）討論了“非X不可”格式的歷時演化和語法化。龍國富（2013）討論了“越來越……”構(gòu)式的語法化。相關(guān)研究還有“要多A有多A”（汪國勝、楊黎黎、李沛，2015）、警告義“再VP”（劉晨陽，2016）、“V起來”（江洪波，2020）、“X+是”（何佳，2021）等。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學者對話語標記的歷史形成有不同看法，有學者強調(diào)詞匯化在話語標記形成過程中的關(guān)鍵作用，如董秀芳（2007）。但是詞匯化的觀點受到一些學者的反駁，李宗江（2010）以“我說”為例，認為寬泛的“詞匯化說”并未深刻揭示出話語標記形成的過程與動因。有學者認為話語標記語的歷史形成主要與語用化有關(guān)。邱述德、孫麒（2011），向明友等（2016），張秀松（2019）對語用化進行了介紹并概述這場爭論。

語用化（pragmaticalization）是指詞項或句段在具體語境中獲得管理交際或標示人際互動作用的過程（張秀松，2019）。語用化的研究成果有：侯國金（2012）從語用學角度探討“來”由無標記，經(jīng)過弱標記、中標記，到強或極強標記的發(fā)展過程。王恩旭（2018）考察了話語標記“告訴你”的“句法-語義”環(huán)境，認為話語標記“告訴你”是語用化的結(jié)果。李洋（2018）對現(xiàn)代漢語中的反預(yù)期標記“沒成想”的語用化過程及機制進行探討。金江、侯國金（2018）認為虛化的“他”在一定構(gòu)式中促使構(gòu)式語用化。張秀松、張愛玲（2016、2017、2019、2020）把會話程式語的歷史形成也看作語用化，先后研究了“好說”“幸會”“阿彌陀佛”“罪過”“慚愧”等向會話程式語演變的語用化過程。歷杰（2011、2013）、杜亞鵬（2014）和丁?。?016）對語用化口頭禪進行了探析。

目前的漢語話語標記研究沒有形成一套系統(tǒng)的理論和方法，話語標記是詞匯化、語法化還是語用化的結(jié)果尚未達成共識。

此外，禮貌的歷史演變也是漢語語用演變的重要領(lǐng)域。陳雅瓊（2012）以顧曰國提出的漢語禮貌理論為框架，分別以實例對禮貌準則的變遷進行了描述，總結(jié)出的變化趨勢為：從社會角度來看，禮貌的變化比以前更加全球化；從個人角度來看，人際關(guān)系、使用場合、稱謂框架、個人喜好等都產(chǎn)生了變化。彭國躍（2018）從歷史社會語用學的角度對收集的59個漢代禮貌訓詁實例進行了整理，為禮貌含義的歷史研究提供了一個參照系。李宗江（2018）系統(tǒng)描寫了近代漢語的禮貌用語，將禮貌用語分為招呼語和互致語兩類，招呼語包括問候語和告別語，互致語包括致意語和反饋語，并討論了其向現(xiàn)代漢語的演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