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19日
第三節(jié) 新時代語音學研究的特點
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在總結改革開放近40年歷程所取得的歷史性成就和十八大以來所面臨的歷史性變革的基礎上所做出的科學判斷。從科學研究的視角看，2010年以來，人類科技進步的步伐進一步加速，尤其是大數據、人工智能等與語音研究相關的內容進入公眾視野，成為熱點。在這樣一個政治、歷史、文化、科技都面臨挑戰(zhàn)與變局的時代，語音學研究也必然呈現(xiàn)出與以往不同的特點。
一、 研究領域不斷拓寬
在語言本體研究領域，學者們思考如何進一步把實驗證據導向的研究范式貫徹于更加廣泛的漢語及方言、少數民族語言的語音與音系現(xiàn)象研究之中。胡方《漢語方言的實驗語音學研究旨趣》（《方言》2018年第4期）提出實驗描寫主義，提倡實驗證據導向，用與時俱進的科技手段描寫語言中的語音現(xiàn)象。
另外，語音學研究領域早已從語言本體研究全面深入到更為廣泛的多模態(tài)言語交際研究，同時，更為關注自然口語語篇。自然口語語篇的接口研究與人工智能交互技術密切相關。在社會交際中，人們使用多種多樣的交際手段來交流信息和傳遞意圖，這些手段既可以是單模態(tài)信息也可以同時包含多個模態(tài)的信息，如文字、語音、面部表情、身體姿態(tài)、書畫、音樂等。在國家項目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創(chuàng)新項目支持下，語言所語音研究團隊，采用聲學語音學和多模態(tài)分析（音頻和視頻、呼吸等），研究口語語篇的韻律特征、音系表達方法以及語法結構三者之間的關聯(lián)性，探索語音特征特別是韻律特征對交際意圖實現(xiàn)的貢獻。
中文言語信息處理項目首次得到科技部973項目“互聯(lián)網環(huán)境中文言語信息處理與深度計算的基礎理論和方法”（首席科學家：黨建武，2013—2017）的支持。李愛軍和賈媛基于漢語口語語篇的特征，提出一套分層表示體系，對口語語篇的音段、韻律、句法、語義和語用信息進行多層級的解析；建立了國內最大的口語語篇庫DISCOURSE-CASS， 包括不同風格、領域、體裁的口語語篇。其中，篇章層級研究成果，集中體現(xiàn)在賈媛的專著《漢語語篇分層表示體系構建與韻律接口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版）中：以重音等級和停頓時長等參數為切入點，開展了基于依存語法、篇章回指、修辭結構、向心結構、話題和話題鏈、以及信息結構等篇章理論的語篇—韻律接口研究，從不同層面反映了語篇信息對韻律的作用。
在口語對話方面，李愛軍等采用語篇/語境的語調韻律范式來研究言語行為與標注標準（Zhou, K., Li, A. & Zong, C. 2010. Dialogue-Act Analysis with a Telephone Speech Corpus Recorded in Real Scenarios. OCOCOSDA 2010, Nepal.）、漢語問答系統(tǒng)的功能和形式及其分布特征（Li, A. 2018. Response Acts in Chinese Conversation: the Coding Scheme and Analysis.ISCSLP 2018, Taipei.），以及對話意圖信息編碼和解碼（李愛軍等《自然口語對話語境中回聲問句的解碼初探》，ICPLC 2013; Huang, G., Zhu, L. and Li, A. 2018. Syntactic Structure and Communicative Function of Echo Questions in Chinese Dialogues.ISCSLP 2018, Taipei.）、疑問言語行為實現(xiàn)的韻律特征（Liu, X., Li, A., Jia, Y. 2016. How does prosody distinguish Wh-statement from Wh-question? A case study of Standard Chinese. Speech Prosody 2016）。
語篇焦點是語篇語義、意圖表達和理解的關鍵，對語篇焦點的語音特性研究備受關注。賈媛《普通話焦點的語音實現(xiàn)和音系分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系統(tǒng)地分析了不同類別的單焦點、雙焦點以及多焦點成分的語音實現(xiàn)方式，并采用AM語調音系學理論，以及有關語調的優(yōu)選論分析模式，來解釋普通話的焦點的分布問題、焦點和重音的對應關系問題，以及普通話的語調音系表征模式。智娜Study on Form and Function of Prosody Based on Acoustics, Interpretation and Modelling with Evidence from the Analysis by Synthesis of Mandarin Speech Prosody（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5）通過從韻律的形式和韻律的功能兩個視角探討自然話語的韻律特征，解析了漢語在不同層級的韻律功能和韻律特征，探討了聲調語言不同于非聲調語言的語調標注方法。李愛軍等開展了多焦點句的韻律特征研究，首次從跨語言角度考察當核心重音在語句最左側的時候，核心后焦點重音的語音實現(xiàn)，及其與韻律結構之間的關系（Yuan, Y., Li, A., Jia, Y., Hu, J., Surány, B. 2016. Phonetic realizations of post-nuclear accent under dual-focus conditions in Standard Chinese. Speech Prosody 2016）。李愛軍《普通話不同信息結構中輕聲的語音特性》（《當代語言學》2017年第3期）揭示了輕聲的語音特征（聲學相關量）與所處的信息結構的關系，輕聲在不同信息結構或者語境中的聲學模式，在不同語境中影響輕聲產出編碼的主要特征。
此外，語音學與兒童語言習得、二語習得、病理語音、司法語音、言語工程、人工智能等領域的交叉越來越深入，也促使語音學的研究領域不斷拓展。限于篇幅，除了二語習得，這里不做深入討論。另有《兒童語言獲得研究70年》章節(jié)討論涉及兒童語音發(fā)展。
二、 語音學研究普及化
2000年以來，尤其是進入新時代之后，科技發(fā)展日新月異，語音學研究所依賴的研究設備日益普及，尤其是聲學語音的研究，目前甚至可以使用全民普及的智能手機采集語音信號。此外，各類收費或者免費的聲學采集、分析軟件也為專業(yè)的語音分析提供了便利。語音學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南開大學等少數科研單位，一批高校和科研機構紛紛成立了語音實驗室，語音學研究力量和研究水平均得到顯著提升，呈現(xiàn)出百花齊放的良好發(fā)展態(tài)勢。
在高校與科研系統(tǒng)中，語音學研究主要依托于中文系或者外文系，以及對外漢語教育相關院系。一般來說，中文系類的以語言本體研究為主，比如宋益丹的《基于EGG的吳語阻塞音發(fā)聲研究》（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2），顧文濤《語音韻律的實驗分析與建?！罚ㄊ澜鐖D書出版公司，2013），蔡蓮紅、孔江平的《現(xiàn)代漢語音典》（清化大學出版社，2014），劉新中的《廣州話單音節(jié)語圖冊》（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4）等。外文系類的或者對外漢語教育院系的多從事第二語言習得研究，其中，外文系側重中國人學英語的研究，而對外漢語系則側重外國人學漢語。進入新時代，二語習得研究迅猛發(fā)展，不過，針對二語學習者的語音習得研究，大多都是基于對比分析的方法將學習者對于目標語語音的感知和產出同本族語者的語音表現(xiàn)進行比較，并根據兩者的差異情況分析學習者在二語語音習得中的問題和規(guī)律。對于學習者的二語語音習得研究可分為兩個大的研究方向，即語言理解（language comprehension）層面和語言產出（language output）層面。但學界對于二語產出方面的研究卻一直不如在語言理解和感知方面的研究做得成熟和深入，很多關于二語者的語言產出問題還沒得到完全解答，尤其是在自然口語的產出層面還存在很多研究空缺。
在二語英語語音習得方面，李愛軍主持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方言區(qū)英語學習者語音習得機制的跨學科研究”（2015—2020），賈媛主持了子課題方言區(qū)英語學習者語音庫的收集和語音特性研究，并得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創(chuàng)新工程項目支持。項目構建了大規(guī)模英語學習者語音庫AESOP-CASS，開展中國境內主要方言區(qū)和少數民族地區(qū)英語學習者的發(fā)音研究，在音段方面系統(tǒng)地歸納出不同方言區(qū)英語學習者的語音偏誤類型（賈媛，《中國方言區(qū)英語學習者元音習得類型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版）。智娜承擔“方言區(qū)英語學習者的語音特征與可視化發(fā)音訓練策略研究”博士后研究項目，對影響外語元音的可懂度感知和口音評分的相關聲學信息開展研究，并利用電磁發(fā)音儀（EMA）對元音的發(fā)音生理特征進行分析和探索。於俊和李愛軍等基于3D的發(fā)音生理模型進行可視化的語音訓練研究（Yu, J. & Li, A., etc. Data-Driven 3D Visual Pronunciation of Chinese IPA for Language Learning. OCOCOSDA 2013.）。
在超音段方面，基于大規(guī)模語料庫探索英語學習者的語調產出和語調感知，代表作如陳樺的《中國學生英語語調模式研究》（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8）、王霞的《英語韻律習得——基于大規(guī)模中介語語料庫的語音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論文，2010）、紀曉麗、張輝、李愛軍、龔箭的《不同水平學習者對英語語調感知的實證研究》（《外語教學與研究》2018年第3期）。
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語音習得，聲調一直是二語者習得過程中的難點。林燾曾指出“洋腔洋調”形成的關鍵不是聲母和韻母，而是在聲調和比聲調更高的語音層次（《語音研究和對外漢語教學》，《世界漢語教學》1996年第3期）。王韞佳《也談美國人學習漢語聲調》（《語言教學與研究》1995年第3期）分析了美國學習者在雙音節(jié)產出時的聲調偏誤，發(fā)現(xiàn)陰平和去聲的產出正確率遠高于陽平和上聲，美國學習者產出漢語四聲的偏誤規(guī)律為陰平和去聲的偏誤類型主要是調型偏誤，陽平和上聲調型和調域的偏誤都有。張林軍的《母語經驗對留學生漢語聲調范疇化知覺的影響》（《華文教學與研究》2010年2期），王韞佳、李美京的《韓語母語者對普通話陽平和上聲的知覺》（《語言教學與研究》2011年1期）考察二語者對漢語普通話聲調的聲調范疇感知行為學特性，是范疇感知還是連續(xù)感知，探索感知模式與習得者的水平、習得母語背景的關系。
韻律和語調方面的研究多討論學習者語調的音高時長特性、焦點重音的聲學實現(xiàn)、韻律邊界的聲學特征、節(jié)奏模式等，利用對比分析來研究學習者語調產出模式受到母語的遷移影響，以及與目標語之間的關系。比如陳默《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自然口語韻律的發(fā)展》[《清華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3(6)]和《美國留學生漢語口語產出的韻律邊界特征研究》[《世界漢語教學》2013(1)]考察了不同漢語水平的美國留學生在習得漢語口語產出過程中韻律邊界特征的發(fā)展，發(fā)現(xiàn)各韻律邊界特征的習得是不均衡的，音高特征的發(fā)展好于邊界前音節(jié)時長特征的發(fā)展。王萍、商桑、熊金津等《泰國學生漢語普通話正反疑問句的語調習得研究。（《南開語言學刊》2017年第2期），溫寶瑩、張子媛《美國學習者漢語疑問句語調的實驗分析》（《南開語言學刊》2017年第2期）從廣義語調出發(fā)，分別對泰國學習者、美國學習者習得漢語疑問語調時在音高、時長和音強方面的偏誤模式進行了考察，分析了與漢語母語者的差異。
除了超音段特征，漢語音段的習得也是學者們關注的熱點。在元音習得方面，王韞佳、鄧丹《日本學習者對漢語普通話“相似元音”和“陌生元音”的習得》（《世界漢語教學》2009年第2期）對日本學習者習得漢語普通話“相似元音”和“陌生元音”的情況進行了考察，提出將聲學分析、感知評估和音系對比三者結合，來界定相似音素和陌生音素。在輔音習得方面，王韞佳《日本學習者感知和產生普通話鼻音韻母的實驗研究》（《世界漢語教學》2002年2期）考察了日本學習者感知和產出普通話鼻音韻母的習得表現(xiàn)，王韞佳、上官雪娜《日本學習者對漢語普通話不送氣/送氣輔音的加工》（《世界漢語教學》2004年3期）考察了日本學習者感知和產出漢語普通話不送氣/送氣輔音時的習得情況，發(fā)現(xiàn)日本學習者在加工漢語送氣與不送氣輔音時受到母語系統(tǒng)清濁對立的影響。王功平的《漢語二語習得者普通話口語語音習得研究》（暨南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則既討論了二語習得者的普通話聲調與輕聲問題，也重點討論了輔音聲母的二語產出與感知問題。
北京語言大學的曹文、張勁松團隊對中介語的研究也非常有特色，尤其是借助計算機輔助的漢語中介語研究，比如曹文、張勁松《面向計算機輔助正音的漢語中介語語音語料庫的創(chuàng)制與標注》（《語言文字應用》2009年4期）。此外，曹文的聲調與韻律研究也值得關注，比如《漢語平調的聲調感知研究》（《中國語文》2010年6期）、《聲調感知對比研究——關于平調的報告》（《世界漢語教學》2010年2期）、《現(xiàn)代漢語焦點重音的韻律實現(xiàn)》（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10）。舊金山大學李智強的《漢語語音習得與教學研究》（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18）強調音系習得與語音教學的關系，指出漢語語音教學模型要符合漢語的特點，在理解音節(jié)結構和聲調特征的基礎上，語音教學要把音節(jié)和聲調教學跟語句韻律相結合，以達到培養(yǎng)學生流利自然的語音表達能力的目標。
三、 學術交流密切化、體系化
首先，中國語音學逐漸形成自身的交流平臺。1991年，“第一屆全國現(xiàn)代語音學研討會”在北京大學召開，其后每兩年舉行一次，這是全國語音學界的一個重要交流平臺。2004年和200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語音研究室舉辦了兩屆語音學暑期講習班，聘請了國內外語音學和言語工程學界的知名學者講學，學員包括來自全國各高校相關院系的青年教師、研究生等200多人，推進了語音學基礎研究在語言學、語言教學、言語工程等各個領域的傳播。2006年4月26日中國語言學會語音學分會正式成立，第一任主任委員是北京大學的林燾教授，2006年10月之后，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所鮑懷翹研究員接任，2014年至今由北京大學孔江平擔任主任委員。2008年4月18日至20日，第八屆中國語音學學術會議——暨慶賀吳宗濟先生百歲華誕語音科學前沿問題國際研討會在北京召開。本次學術會議聚集了眾多國內外著名語音學家，標志著中國語音學的本土會議也逐漸呈現(xiàn)國際化的趨勢。
2006年，中國語言學會語音學分會組織了語音學資深學者討論語音學中文術語問題。由于學術傳承關系，中國語言學界有幾種流行的國際音標表是歷史上學者們根據1932年版或1951年修訂版國際音標并結合中國境內語言的特點修正而來的，其后并未根據國際語音學會官方版本進行更新，因而造成語音學中文術語與國際語音學界通行術語脫節(jié)。經過半年左右的郵件討論，術語修訂組專家于2007年1月7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舉行專題研討，一致同意發(fā)布新版本的語音學中文術語。其后，語音學分會于2007年在《方言》第1期發(fā)布了依據國際音標2005年版的中文版本；2011年，國際語音學會官方學術期刊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刊登了中文版國際音標。目前，國際語音學會正在開展國際音標術語在英語之外的世界其他語言中的翻譯工作。
其次，國際學術交流密切。不僅參加國際學術交流日益增加，舉辦國際學術會議也逐漸經常化。2000年，約1500人參會的第6屆國際口語處理會議（ICSLP）在北京召開，吳宗濟先生在大會上作了題為“從傳統(tǒng)音韻學到現(xiàn)代語音處理”的精彩報告，成為語音學與言語處理前沿的經典之作；李愛軍進行了大會總結。200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舉辦了第一屆語言聲調問題國際會議（TAL 2004），同時慶祝吳宗濟先生95歲華誕，來自國內外的150多名語音學家和學者參與了本次大會，并出版了英文版的紀念文集《語音學與言語處理前沿》（From Traditional Phonology to Modern Speech Processing）（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4年版）。此外，中國語音學界所主辦的重要的學術還包括：2011年香港舉辦了國際語音科學大會（ICPhS 2011），2012年上海舉辦了第六屆語言韻律國際會議（Speech Prosody 2012），2012年南京師范大學舉辦了第三屆語言聲調問題國際會議（TAL 201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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